1935年2月，位于赣南于都南部的偏僻山区，一间简陋的农舍中，两个身影对坐，而彼此的目光却如同对方的心情，直视却又彼此回避。屋外，连绵的阴雨已持续数日，沉重的山路浸在泥泞之中，而远处间歇传来的炮火声，似乎在为这场争吵伴奏。高个子的那位，腿部伤势未愈，伤口流出脓液，面色蜡黄。对面的那位，书记身份显赫，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使其眼角微显皱纹，脸涨得通红，却选择沉默，双手紧攥桌面。
刚刚结束的争论仍余音绕梁，陈毅抛出了重磅指控，斥责项英道：“五心不净，难免输个干干净净。”他的话虽未用脏话，却深切反映了他对项英军事决策犹豫不决的失望与愤怒。五心不净，意指内心不定，既想激战又想撤退，犹豫不决。陈毅直截了当地警告：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将在这片山地中葬身。”
项英生于1898年，湖北武昌人，比陈毅年长三岁。十八岁时入职工厂，1922年加入共产党，成了著名的工人领袖。1928年，正值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之际，项英因工人背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成员，斯大林甚至亲自赠予他一把手枪，项英始终将其随身携带。进入中央苏区后，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副主席。1934年，随着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，项英被留在苏区，担任新任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及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成为留守苏区的最高决策者。 龙八唯一
两人的合作结构本该合理：项英主政，陈毅主军，然而问题在于项英身为书记，掌握着最后的军事决策权，然他的军事指挥却成了短板。在主力红军刚走之初，分歧便已显露。1934年10月，项英在留守干部会上提出方案，计划在瑞金、会昌、于都、宁都四个区域构建防线，以坚决保卫中央苏区。他预想建立新军团，扩编为红三方面军，并设立新的军校和兵工厂。
此时，陈毅腿伤尚未痊愈，靠担架被抬上会。听完项英的计划，他脸上的笑容霎时凝固，直言主力红军不可能再回归，面对数万敌军，留守的区区一万多人根本无力抵挡。他主张应将干部与部队分散在游击区，灵活出击。然项英不以为然，“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如此广阔的根据地”，他愈发坚持死守阵地，认为敌人来袭时选择退却乃是懦弱之举。
自此，两人分歧愈加明显。项英顽固之初付出了惨烈的代价，国民党军北路部队进攻逐步加速，其初始的谨慎早已不再。1934年11月底，他命令红二十四师在瑞金与会昌之间的牛岭迎战，结果红军五个团对上敌军一个团，最终惨败。失利后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下了“战斗打得像儿戏”四字，隐含着他内心的无奈与痛苦。 龙八唯一
牛岭的惨败让他意识到正面阵地战已无法持续，但他仍未果断采纳陈毅的游击战方案，反而屡屡反复，导致部队的体力和弹药在无效的调整中逐渐消耗殆尽。眼见局势日益严峻，陈毅心急如焚，寻找项英，坦诚表达情况：“如今只有两个选择：要么分散突围转战游击，要么待敌围困至死。”他再次提到项英“五心不净”的状况，这让项英相当不快，认为陈毅表现出悲观的情绪。
二人因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。陈毅用“五心不净，要输个干干净净”形容项英当时的动摇之态，虽语气严厉，实则是对现实的无奈叹息。分局委员贺昌尝试调解，希望陈毅多倾听项英的决策。尽管如此，陈毅心中明晰，再继续拖延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直至1935年2月，中央分局终于召开禾丰会议，做出决定，分九路突围。陈毅和项英携手前往赣粤边的油山，突围过程异常惨烈。贺昌在会昌战斗中重伤，最终选择自尽；毛泽覃在瑞金为掩护战友时献身，仅29岁；而瞿秋白在突围中被俘，后在长汀遭遇不测。九路突围，成功突围的仅三路，留下的被葬身于1935年春天的暴力之中。 龙八唯一
最终，陈毅与项英成功抵达油山，在那里与李乐天、杨尚奎的部队会合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。经历了牛岭的惨跌与突围中的巨大牺牲，项英终于在深感危机后彻底放弃了守阵思路，采纳了游击战方针。1935年4月，他们在油山长岭村召开会议，明确“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，积蓄力量，创造条件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”的游击策略。这一决策，为接下来的斗争奠定了基础。
